加强军事建设，形成武装割据局面

　　一 浙西南军分区在松阳的活动

　　为加强对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核心区域及周边10多个县地方游击队的武装建设和军事领导，挺进师政委会小吉会议上新成立浙西南军分区，统一指挥浙西南各地方游击队，以武装游击战争保卫红色政权，保障土地改革和根据地建设，并以此动员兵源，壮大红军主力部队和地方游击队的力量。王蕴瑞任军分区司令员、黄富武为政委、欧阳道为特派员、李树正为参谋长、张昌炳为供给部长、陈丹山为征募主任。小吉会议后，军分区机关移师安岱后村。

　　军分区下辖松遂龙游击大队（7月后，改编为总队），下设兵工厂和军械贮藏基地，开展军工生产，制造土枪土炮，自制弹药及梭标大刀等。各地农民游击队则在军分区和游击大队的指挥下，各自履行和完成上级分配的任务。

　　军分区和特委领导人，多次在安岱后村召开不同规模的游击队长及队员会议，动员、部署游击队员团结一致打土豪、分青苗、分田地任务，为红军站岗放哨、监视敌人、传递消息工作，以及配合挺进师各纵队开展游击战争和保卫根据地建设。

　　军分区分批组织红军五纵队新战士和地方游击队员进行忆苦思甜教育，激发阶级感情；在玉岩、枫坪一带开展爬山跑步、射击投弹、障碍越野、擒拿格斗、抢占制高点、夜间行军等军事训练，为提高红军战士和农民游击队员的军事、政治素质打好基础。

　　军分区在丁坑关山源设立军工生产基地，秘密炼制硝磺（土火药），制造土枪土炮、弹药、梭标大刀，赶制军鞋等。在关山源坳坭漈背及关山岭安岱后方向大茶子树坪和枫坪方向老鼠梯处分别设立军械贮藏点，在安岱后村后山仰天湖旁设立红军伤病员医疗所。

　　二 松遂龙游击总队的活动

　　1935年5月，在红军挺进师和“青帮”头领号召下，经地方政治工作团员的积极引导教育，原松遂龙三县边境“青帮”几千会众群起响应，纷纷参加红军或加入游击队。仅松阳县域就组建了80多支农民武装游击队，加上周边各县的游击队，总数在100支以上，总人数达2000余人。

　　6月初，小吉会议上，正式成立松遂龙游击大队，陈凤生任大队长。7月，游击大队扩编为游击总队，陈凤生任总指挥。

　　这批以“青帮”会众或农军战士为主体快速组织起来的地方游击队，具有下列特点：首先，这是一支受共产党革命影响，曾在1930年呼应过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斗争的由进步农民组成的农民暴动队伍。因为斗争受挫折而隐蔽下来的。原“青帮”主张的“劫富济贫”“打击社会恶势力”“要生存要饭吃”等口号，以及后来在“青帮”基础上组建起来的农军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主张，与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口号相近，有的完全一样。其次，“青帮”及农军与此时的地方游击队组织形式也类似，仅仅是由半秘密状态转为公开，一些小头目转任负责人，且联络方式和内部制度久有定式，稍加改造即成，因此，组建之始就具备了一定的战斗力。第三，领导人没变，这点尤为重要。他们原先的大头领即现在的总指挥陈凤生及卢子敬、陈丹山有着很强的号召力，一呼百应。

　　在陈凤生、卢子敬、陈丹山等人统一指挥下，松遂龙各地方农民游击队积极投身于根据地革命斗争和各项建设。他们在协助配合红军游击作战、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站岗放哨盘查路人、交通联络送信以及维护地方秩序、管制捣乱破坏分子诸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做了大量工作。红军挺进师和地方游击队在浙西南地区燃烧起的革命烈火，使得国民党政府当局为此惊呼：“浙西南十余县土地遂笼罩于赤焰绛雾之中……”

　　三 以松阳籍战士为主的第五纵队

　　根据形势发展需要，7月，师政委会决定，以独立15支队为基础，吸收松阳、龙泉、遂昌等地部分地方游击队员，扩编为挺进师第五纵队，下辖第13、15两个支队。刘文生任纵队长，柯勤发任纵队政委。纵队共200多名战士，配长短枪百余支，轻机枪2挺，重机枪1挺。

　　特委书记黄富武随红军五纵队行动，浙西南军分区司令员王蕴瑞率军分区机关和留守部队也经常与红军五纵队迂回转战各地。在迎接“八一”纪念日、各纵队四面出击，打击敌人和继续开展“扩红”、缴枪、筹粮、筹款竞赛等各项活动中，粟裕、刘英率师直属队、政治连有时也随五纵队一起行动，以便亲自培养这支年轻队伍，具体指导纵队的政治、军事和思想作风建设。

　　松遂龙边原是“青帮”的活动区域，许多五纵战士就是“青帮”会众，他们人熟地熟，语言相通，耳目众多，因此回旋余地很大。自6月初组建独立15支队到扩编为红五纵队，他们就一直活跃在松阳、龙泉、遂昌、云和四县及宣平、丽水、武义的部分地区。

　　6月，刘文生、柯勤发与地方工作团团长杨干凡，率15支队战士先后在竹溪片、安岱后、小吉等地打土豪分浮财，以武装保卫地方工作团和地方游击队开展工作。7月，黄富武、柯勤发与陈凤生等率五纵队战士及游击总队，在黄南筹粮筹款，筹得白洋若干担，运往安岱后红军后勤供给基地，缓解了红军经费拮据的困境。同月，五纵队转战云和县梅源、赤石等地，黄富武发布政治部令，征收坑头村地主包昌富的钱粮，并开仓济贫分粮给穷人。嗣后，黄富武率部继续南下夜袭龙泉县城，国民党官员弃城逃跑，地方反动势力一片恐慌，红五纵在当地群众中留下了良好影响。

　　7月13日，黄富武等领导率五纵队抵达石仓源一带，与红军干部杨林、叶金品、兰仲明一起，在后宅、山头、蔡宅等村召开群众大会，发动贫苦群众诉苦，宣传革命道理。会后，黄富武将一把折锯交给石仓游击队副队长阙兰友，令石仓游击队员配合红五纵，破坏云（和）龙（泉）线的电线杆，使敌通讯陷入瘫痪状态。

　　恶霸、劣绅、不法地主纷纷逃避藏匿。松龙遂边的小吉、龙虎坳、高亭、玉岩、黄南、大潘坑、安岱后，松安、下乾、供村、葛坪、林山头、根竹口、桂洋等一大片地方成为比较巩固的红色区域，挺进师主力部队有了更大的游击余地。经过一段时间游击作战的磨炼，红五纵队也迅速成长、成熟起来。

　　为适应游击战争要求，红五纵有时采取大部队集体活动，有时则分成若干小分队外出袭击敌人。8月20日，五纵分兵一部分，在王兴华、黄崇烈的率领下，伏击窜向安岱后村的省保安队的一截“尾巴”10多人，缴获步枪2支及日常用品和若干炊具。严惩反动顽固军官，其余俘虏经教育后释放。自23日始，红军五纵队战士和地方游击队员300多人迂回游击于玉岩、燕田一带，沿途不断与窜入根据地的国民党军警发生战事。在枫坪关山要隘，五纵战士和游击队员用火炮、石礌阻吓敌人，取得不少胜利。

　　四 农民游击队的主要活动

　　在松阳全县建立起来的80多支农民游击队伍，大多数游击队长、队员革命意志坚定、工作积极。石仓游击队和余叶村游击队员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

　　石仓乡游击队的建立及其活动。松阳县境内的石仓源，星星点点分布有50多个村庄，散居着近3000名汉、畲族众。20世纪30年代，他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处在极度贫困之中，对国民党地方政府的官员和封建地主怀有深仇大恨。红军挺进师进入松阳县境给石仓源人民带来希望。

　　7月13日，黄富武、刘文生、柯勤发、杨林和陈凤生及部分红军战士、地方工作团成员和地方游击队到石仓源，分别在蔡宅、南岭、下宅街、山边、后宅、后门山、马蹄湾等村，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及其领导下的红军队伍进行革命活动的道理，发动群众打土豪、分青苗、分田地，号召穷哥们团结起来闹革命。有文化的则书写大幅宣传标语“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子弟兵”、“建立苏维埃政府”、“欢迎白军弟兄拖枪过来当红军”等，随处可见，革命气氛浓重，群众得到直接的熏陶和启发。

　　此后，红军部队与地方工作团交替到石仓源一带活动，由此对石仓源一带的村情民情有着深入的了解，于是便很快地组建起石仓农民游击队。石仓乡乡长阙一氓思想开明，积极主动为革命做有益的工作，被任命为石仓乡游击队长，阙兰友任副队长。游击队员初时30多人，后来队伍逐步壮大，最盛时近百人，遍及各村。下辖3个分队：后宅村、马蹄湾一带的队员为第一分队；蔡宅片为第二分队；下宅街、茶排等村为第三分队。各分队设有分队长、副分队长。

　　游击队成立后，阙一氓、阙兰友组织阙家有等四五个缝纫工，制作党旗，缝制了30多顶灰色八角军帽，帽前额缀有布质红五角星。制旗制帽的事迅速传遍了云(和)丽(水)松(阳)边区，产生了较大的政治影响。

　　石仓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斗争，打击敌人，同时以政治宣传员和地方工作团人员身份，深入各村，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足迹遍及松阳南坑源、大东坝及云和、丽水等县境。阙兰友率游击队员至云和县，锯断丽龙公路数十根电线杆，切断通讯线路。石仓游击队除打造红缨枪、匕首，制作鸟铳、土枪外，还缴获恶霸地主、官僚家藏的手枪。将土豪劣绅家贮存的稻谷和浮财没收并悉数赈济穷苦百姓，勒令土豪劣绅限期缴交银元以补充红军军饷。石仓游击队的革命行动受到挺进师领导的表彰。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各村保长、恶霸豪绅慑于游击队的革命威力，纷纷藏匿或外逃，长期受欺凌和压迫的穷苦人民却扬眉吐气。

　　余叶村游击队的建立及其活动。5月，挺进师与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团某部在玉岩排居口村激战2个小时，毙敌多人，红军也有伤亡。次日，红军抬着伤员往黄南、五部村方向行军，至余叶村，在村里安置伤员并召开群众大会，发动群众，组建余叶村农民游击队。游击队队长为李陈亮，副队长为叶岩宝。后来编入松遂龙游击总队第7支队，参加浙西南游击总队的武装活动，李关水任第7支队副支队长。全村有30多人参加红军和游击队，其中参加第7支队的16人。

　　红军干部李金良等在排居口战斗受重伤后，被安置在余叶村外的石谷洞养伤。李陈亮等人上山采草药为伤员疗伤，轮流为伤员送饭送药送水，一直坚持了3个多月。

　　李金良等伤愈后，即留当地配合工作团的杨林、朱干做地方工作。一次，李金良带领游击队员埋伏于大岭脚村附近山篷中，阻击了一支为保安团送粮食的国民党武装。国民党士兵一听到枪声，即丢下粮食逃往山中。李金良领着群众搬回粮食，分发给穷苦群众。

　　根据红军领导人的指示，余叶游击队先后到八担、根坑、大岭脚、坳头、官岭、东北头、周岭根、潘坑等村打土豪，缴获颇丰。稻谷除留部分作红军口粮外，其余分发给贫苦农户，银元数担送安岱后红军部队充作军饷。

　　7月中旬，红军干部杨林、朱干、李金良、刘源兴在余叶村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和党组织。9月，开展查田插标、分青苗、分田地，全村每个人口分到半亩田。

　　五 “扩军”竞赛

　　挺进师进入松阳后，“青帮”骨干和进步青年在共产主义理想和红军精神感召下，纷纷要求加入共产党和红军队伍。为响应小吉会议部署的“八一”示威行动，挺进师积极扩军备战。到1935年8月底，短短3个月时间，补充新兵400多人，部队人数与入浙初500余人相比扩大了将近一倍。新组建的红军第五纵队，绝对多数战士来自松阳籍青壮年农民。

　　挺进师的“扩军”竞赛开展得卓有成效，入伍新战士的政治思想素质绝大多数较高，他们具有不怕艰苦、不惧牺牲精神。这与部队的教育训导得力分不开，也与浙西南这一穷苦地方老百姓对革命有强烈要求关系很大。“扩军”竞赛，一方面直接为挺进师补充兵员，加强主力部队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组建了大量分布于浙西南各地的农民游击队伍，这是一支不容忽视的革命力量。

　　此时，安岱后全村83户、314人，除2户地主、2户富农、3户反动道会门、1户恶霸外，其余75户每户都有人参加革命工作。其中38人直接参加红军，40多人参加地方游击队，还有的参加抢救、护理红军伤病员和送信、站岗放哨以及做后勤保障工作。参加革命活动人数占全村总人口的90％以上。燕田村有12人参加红军，30多人参加农民游击队。大横坑全村39户40余名青壮年，12人参加红军，26人参加地方游击队。在“扩红”参军活动中出现了许多动人事迹，例如：刘福德、刘昌用等户父子一同参军或父母动员儿子参军；刘昌东等3户兄弟争相参军；还有4户家庭每户都有3人参军。“参加红军光荣”、“当红军是每个青壮年的光荣义务”成了青年农民的追求。

　　在“扩军”过程中，松阳籍参加红军的有100多人，其中多数编入新组建的红五纵队，参加地方游击队的有500多人。地方游击队虽缺枪支弹药，装备差，但士气高涨。他们由留在当地的红军干部带领，转战松遂龙云各地，为创建和巩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六 “八一”示威

　　为了从战略上策应主力红军长征，吸引、牵制更多的国民党武装，为了把革命烈火烧得更旺，进一步完成“小吉会议”关于在浙西南广阔区域内开展一次大规模的“缴枪”、“扩军”竞赛活动的决议，挺进师以迎接“八一”纪念日为契机，主动出击，开展了“八一”大示威行动。

　　挺进师各纵队的行动目标与部署是：先南后北，集中兵力，以闪电式的战术，先扫除根据地周围的敌人据点，然后挥师北上，分别袭击丽水、金华、衢州等重要城镇，使敌人南北难以兼顾，首尾不能接应，从而使留在根据地中心区域里的红军有更充足的时间和余地做好根据地建设工作。

　　6月中旬，红一、三纵队分别东线、西线出击，到宣平会合。17日，从遂昌县长濂、庄山沿龙南公路南下，上午10时左右抵达松阳界首村，将大地主刘厚体稻谷、衣物搬出分发给贫困农民。红军离开界首，兵分两路。西路约六七十人，从界首出发，经大石、后周包、杨村头，向古市进发，一路除恶。在大石村，将大地主黄樟义的浮财、铜板分给贫苦群众；打开社仓，分发积谷。在后周包村祠堂，向群众讲解“三民主义”，并将孙中山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引伸为“革命马上成功，同志务须努力”。在杨村头，动员贫苦农民到村边晒谷场开会，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并把大地主郑兴的稻谷3700多斤和浮财分给农民。下午2时，西路部队集合在西山下山岗休息时，听见东南方枪声大作，立即抄道上源口进入十二都源。

　　另一支由粟裕率领的东路红军100多人，请界首村民刘金法作向导，沿公路前进，打算再次袭击古市警察分局。不料遭遇刚驻入古市城隍庙的国民党南京税警团某部，发生激战。红军机智反击，致敌伤亡较大，但考虑到武器弹药不足，且已牺牲五六名战士，三纵队机枪手刘双富也受重伤，最终撤出战斗，渡过松阴溪，向官山岗集合，再经徐郑、上源口进十二都源，当夜与西路红军在大畈村汇合，然后回到安岱后。

　　6月下旬，粟裕、黄富武、王蕴瑞和挺进师三纵、15支队、松遂龙游击大队、师直属队等数百人，集中安岱后村，召开声势浩大的迎“八一”示威誓师大会。会上黄富武宣读师政委会的决定，要求各部队根据上级交给的任务，倾全力开辟和扩大游击区域。粟裕作了动员报告。会议号召动员一切愿意革命的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土地革命，发动民族革命战争，把一切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当前，首先要打倒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各总队要主动出击向国民党发出示威，争取更大的成绩，向“八一”献礼。大会上有几位战士表了决心，表示决不辜负首长的期望，作出更大的贡献，迎接“八一”这个具有伟大意义的纪念日的到来。

　　“八一”示威誓师大会后，黄富武、王蕴瑞等率领独立第15支队留守松阳白岩、竹溪及松（阳）云（和）边境一线，继续打击根据地中心残留的反动势力，袭击国民党驻古市的税警团及企图来犯根据地的各类敌人。

　　二纵、三纵在龙泉县八都全歼敌人一个中队，破坏龙（泉）浦（城）公路，震慑边境区域的敌人。之后，分别夺取龙泉重镇小梅和庆元县的竹口镇，歼灭驻敌各一个分队，大振军威，灭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刘英等率领四纵队及师直属队，直击庆元县城，尔后转战闽西北的松溪、政和、寿宁等地。沿途拔敌据点，惩处了与红军为敌的地方劣绅、恶霸。经过一段时间的行动，刘英率师直属队折回浙西南中心地带活动，四纵仍留闽浙边活动。

　　7月上旬，粟裕统率二纵、三纵队，集中兵力将龙泉、庆元、浦城等地的敌人据点拔除后，挥师北进，直奔龙泉住溪镇，歼灭驻敌一个中队，继而再次攻占了遂昌王村口镇。为了把革命烈火烧得更旺，“八一”前夕，挺进师三个纵队共300多人第三次进入古市。这次与前二次不同，红军长驱直入，浩浩荡荡，大显了挺进师的军威，大振了革命者的志气，也使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然后兵分数路：一纵队由王蕴瑞、刘达云率领，东折丽水袭击碧湖镇，迂回至青田和永嘉、仙居边境，7月底回师安岱后。二纵队由李重才、洪家云率领，于7月30日歼灭江山县王塘敌基干队，缴获步枪、机枪共30多支。8月1日夜间袭击衢州火车站，撬掉铁轨等设施，剪断通讯电线，使交通通信陷入瘫痪状态，衢州城内一片混乱。浙江统治当局闻讯后大为震惊，派出省防军一个团尾追二纵队，被二纵甩掉。不久，二纵队侦察班在松阳白沙岗村附近，与省防军先头部队相遇，因寡不敌众，二纵撤出战斗，绕道白岩、枫坪等地回到王村口驻防。

　　黄富武率五纵队攻打龙泉县城，破坏云和至龙泉的公路，使敌交通陷入瘫痪。

　　“八一”示威活动中，各纵队均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据统计，占领城镇50多座，袭击国民党据点19个，缴获长短枪200余支，轻机枪2挺。筹得现款数万元。龙泉、浦城、松阳、遂昌、云和、宣平、武义等县的公路和电讯均被破坏。

　　“八一”示威，闹红了浙江半壁河山。浙赣铁路以南广大地区，成为红军转战战场，也戳穿了国民党散布的“红军被消灭了”谎言，大大鼓舞了群众的斗志。“八一”示威的胜利，给国民党以沉重的打击。浙西南新苏区熊熊燃烧的革命烈火，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从战略上支援了中央红军，引出了部分国民党军主力回师浙西南，也缓解了一些仍在南方老苏区浴血坚持的红军游击队所面临的强大压力。

　　交通情报建设

　　一 建立红色交通网络

　　1935年2月中旬，挺进师奉命组建时，有一部电台可与中共中央、中央分局保持着联系，接受着中央及时的领导、指示，信息、情报较畅通、及时。3月初，在挺进闽北战斗中，电台遗失，从此，失去与中央、中央分局的联系。挺进师于5月初进入松阳，开始着手根据地的各项建设时，交通情报建设成为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内容。

　　在根据地中心区域，各地党政军群组织均建立了交通联络网络，大多数党政军群及游击队负责人亲自兼任交通联络工作。在主要的交通站、联络处（点）还配备专职交通员，交通联络员人数视工作需要而定。任务紧急，时间仓促时，多数采取派员口头传达，辅以少量书信传递。各交通人员翻山越岭，走村串户，频繁地联络和传递信息。各革命组织所担负的交通联络任务是十分繁重的。

　　由于粟裕、刘英等挺进师领导人经常来往或驻扎在安岱后，浙西南特委、军分区、地方政治工作团、松遂龙游击总指挥部等机关相继建立并且散驻在以安岱后为中心的周围村落，因此安岱后成为交通联络的中心点。为沟通领导机关与各地的交通联络，特委于6月底在安岱后建立了交通总站，由安岱后农民党员、乡苏维埃主席陈宗儒负责，配备10名专职交通员，负责挺进师政委会、特委、军分区、工作团、伤病员医疗所、生活给养和军械贮藏基地、军分区兵工厂、县内各区乡党组织、苏维埃政府之间的日常交通联络，以及充当部队向导、伤病员及军需物资转运接送等工作。同时在南坑建立联络处，由陈风生亲自负责，配专职交通员，负责松遂龙云各县地方游击队之间的联络和情报工作。

　　二 建立“白皮红心”情报组织

　　浙西南中心区域的白岩、安岱后，远离县城，山高水长，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为了及时了解、掌握国内外形势、国民党军警的动向情报以及购置药品、军需物资等，需要就近在县城附近建立情报站并开通一条从县城到根据地中心区域的秘密交通线。

　　经陈凤生等人物色和红军干部杨林的考察，确定家住县城水南南山村的云峰乡11乡长王文龙为情报站负责人，另外物色了何关土、蔡松林等5位当地可靠群众作为交通员，建立了一个“白皮红心”式的秘密交通组织。南山离县城近，交通便捷。王文龙利用乡长身份，常以乡政府“公务”作掩护，到县城刺探敌情，收集有用情报，购得红军及伤病员急需的物资：药品、食盐、鞋、香烟、电池等。交通员以做“小生意、买山货”为名，将药品物资及信件报纸等隐藏货郎担中，隔几天往山里送一次。先送往杨林住处——中共竹溪区委驻地燕田、洋坑埠头；集中后再由交通员转送安岱后等地。在枫坪、玉岩、小吉、燕田、洋坑埠头、虎山坝等地，分别建有联络站。许多交通情报联络员冒着生命危险，出没周旋在敌人营垒。

　　附：主要交通联络组织

　　后勤保障建设

　　一 兵工厂、军械贮藏基地及军需服务队

　　为解决军需物资之匮乏，挺进师在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创建初始，即以原当地“青帮”组织中会打铁、做木工活的人员为基础，吸收丁坑等村青年参加，设立军工生产部门——兵工厂，隶属浙西南军分区，卢子敬任厂长。

　　在卢子敬、陈丹山具体筹划下，箬寮山北麓的关山源成为秘密生产基地。游击队员叶长魁、叶元义、杨明福、叶应珠、卢淑英、李娇娇等在这里秘密炼制硝磺，土制手榴弹、子弹、土炮、鸟铳等武器弹药。叶元义负责打大刀，锻造了一批梭标、大刀和匕首等配备给地方游击队。叶长魁负责造“大攻”12（即土炮）。关山源“廿四绕”岭背高台是个理想的据点，易守难攻。以前“青帮”曾在这里构筑过礌（滚）石机关和炮位，这次经改造后作为红军、游击队固守拒敌的理想据点。

　　担任军工生产的人员多数来自丁坑村，最多时有50余人。自1935年5月至9月，他们夜以继日地从事军工生产，为挺进师和游击队提供了大量的弹药、鸟铳、梭标、大刀。

　　在设立兵工厂的同时，红军还选择隐蔽合适地点，作为军械贮藏基地。兵工厂制造出的兵器及从国民党军警、地主武装收缴的武器，除配备给红军、农民游击队外，多余的贮藏在关山源老鼠梯边的天然山洞和安岱后大茶子树坪的秘密贮藏基地里。

　　军需服务工作，大多由妇女会担当。女性青年成立妇女会，组织军需服务队。她们为红军指战员烧饭、洗衣、做鞋；为红军伤病员清洗、包扎、送医、递茶。丁坑村的叶应珠、卢淑英等女性青年扎营关山源内坳泥漈脚，搭建山寮，作为军服厂，赶制军服，做布鞋、打草鞋，为红军战士缝、洗衣服等，一住就是3个多月，为红军提供后勤保障服务。

　　二 红军伤病员医疗所

　　随着挺进师和游击队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不断，伤病员日益增多。为安置伤病员，挺进师在安岱后创办了伤病员医疗所。

　　安岱后村背依箬寮主峰，海拔930米，素以“鸡鸣云天”著称，地理条件得天独厚。刘英、粟裕多次率部进驻安岱后村，尤其是黄富武、王蕴瑞、柯勤发、刘文生等率部在该村安营扎寨后，安岱后村成为红军挺进师开展游击斗争的中心据点。

　　7月初，黄富武与安岱后乡苏维埃政府主席陈宗儒及陈丹山、陈德义、陈德文等，选址安岱后村后山一个土名仰天湖的小山坳作医疗所址。此地绿树成荫，极为隐蔽，离村庄又不太远，后勤供给方便，地势上易退易守，是安置伤病员的理想之地。接着，陈丹山发动该村群众砍伐竹木、割芒秆柴草，搭建被当地群众称为红军寮的简易寮棚，作为医疗所，继续治疗。

　　红军寮搭成后，就有四五名伤员从安岱后村群众家里转移到医疗所。不久，许多分散隐蔽在玉岩、枫坪等地群众家或偏僻山棚里养伤的伤病员，也陆续被转移到该医疗所。

　　为了解决医疗和护理人员缺乏的问题，陈丹山抽调了陈宗寿、王土星、陈宗芳、陈宗益四名精明能干、且懂得草药医理的青年作助手，护理伤病员。由于国民党地方当局实行残酷的经济封锁，红军经费相当拮据，医疗条件差，无医疗设备，特别是药品非常缺乏。为此，陈丹山动员本村各家各户拿出门板、条凳、旧桌子等用具，送到医疗所内搭成临时病床。门板不够，就用毛竹片，垫上茅草、树叶当床铺。没有药品，陈丹山就带领4名助手上箬寮高山采集厚朴、杜仲、九节稂、茯苓、蒲公英、鬼针草等上百种草药，作为替代药品。他们还借用妇女纳鞋底的小铁钳和小刀，煮沸消毒后给伤员做简单的手术。

　　在医疗所养伤的伤病员，多时达30人以上，每个护理员需护理七八名伤员。护理员夜以继日地采药，为伤病员送食喂水、熬汤煎药、换洗伤口，甚至是口对口吸痰，精心护理伤病员。

　　8月中旬，粟裕、黄富武等挺进师领导亲临红军伤病员医疗所慰问伤病员和检查医疗工作。遇到国民党省保安团队及地方民团进山“搜剿”时，陈丹山等人及时地将伤病员提前疏散躲避，使敌人一无所获，保证了伤病员的安全。